1973年初春，一封盖着总政治部收发章的特急信件摆在许世友面前。信里说，聂凤智“问题复杂”，外调过程中遇阻。许世友看完，抬手折起信纸，只留下一句：“他要真有问题，我负责！”就这样股票配资炒股，一场牵动多年友情与担当的波澜再度掀起。
许世友与聂凤智第一次在战火中碰面是1931年的皖南山区。那时两人同属红四军，连名字都叫不完整，只记得彼此冲锋时的背影。真正成了知根知底的老伙计，要等到胶东抗日根据地逐渐成形——1942年底，前者升任胶东军区司令员，后者是第十三团团长。胶东山高林密，日伪与顽军轮番“蚕食”，许世友急需一支敢打硬拼的尖刀，聂凤智恰好是那把锋利的钢刃。
河源西沟据点之役最能说明两人默契。据点外壕沟双层、碉堡四角，守敌号称“铁桶”。28日夜，敌军贪看皮影未收吊桥，第十三团顺着月影潜行，炸桥、端堡，一夜干净利落。拂晓清点，作战计划几乎零误差。许世友只说了五个字：“干得漂亮！”聂凤智笑着回敬：“下次给我更难的。”
抗战结束后进入解放战争，两人在九纵又并肩三年。潍县、济南各大战役，主攻一栏总写着“聂某率部”。许世友总结：“能打，胆子大，不折腾旁门左道。”也正因如此，当中央决定抽调骨干北上东北时，许世友私底下动了小心思——把“聂团长病重”的电报发去延安，把这员上将硬生生“按”在山东。多年后真相揭开，聂凤智只摇头：“老许，够黑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两人分赴南京、广州等地。外表看似分道扬镳，暗里却书信不断。1967年局势紧张，许世友悄然离开南京，去无锡二十七军“避风”。临走他只唤来两个人喝酒：陶勇、聂凤智。酒过半巡，许世友放下杯子说：“各自保命，山再高也挡不住兄弟情。”当晚聂凤智没有跟走，他怕南京军区没人镇得住局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选择让他随后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，家属被迫到门诊部洗药瓶维生。
许世友隐身大别山期间，仍托警卫四处打听老战友的下落。有人劝他“别多事”，他回一句土味苏北腔：“兄弟落水，咋能不拉？”终于把何鸣（聂凤智夫人）接进自己小院，三人围桌吃了顿家常菜。许世友举杯：“第一条，好好活；第二条，日子再冷，也有烤火的时候。”这两条，被何鸣视作救命良言。
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空气稍松。许世友判断机会来了，亲笔信一封接一封送到北京，总政机关却推三阻四。第三封里，他写下那句后来传遍军中的话：“聂凤智真有问题，我向毛主席负责。”话掷地有声，没人敢再拖。1973年秋天，聂凤智问题宣告“基本查清”，许世友奔到南京军区小招待所，两位老兄弟隔着走廊互相打趣。短短几句对话，旁人听着像怼来怼去，其实是一份久经硝烟的默契。
此后数年，两人一个掌南京大局，一个专攻空军建设。许世友退居二线后，跑回南京住老干部楼，写回忆录。稿纸、专职秘书乃至食堂改善，全是聂凤智一手安排。书名《我在山东十六年》，作者签名旁边那“许”字，留着聂凤智写的落款点睛。
1981年建军节阅兵，南京鼓楼广场锣鼓震天，聂凤智主持。现场突然请出“本军区老司令员许世友同志”，数万官兵沸腾。有人记得，当晚许世友豪饮茅台一整瓶，嘴角始终上扬——那是骄傲，也是放心。
然而健康无情。1985年夏，军医诊断许世友肝癌晚期，建议北上总医院。聂凤智连夜赶青岛劝他。“不去！”许世友的固执与当年冲锋时一样生猛。最后还是没能劝动。10月22日，许世友逝世南京，享年八十。治丧期间，有干部提议简略其生平，理由是“未赴朝参战、历史有瑕疵”。聂凤智当场黑脸：“战将功过，轮不到你们随意删改。”斩钉截铁，半步不让。
如果说许世友一生讲义气，聂凤智这番力争则是最好的回赠。两人从战壕到抗日根据地，再到共和国军旅高层，历经五十余年风雨，却始终守着一句“兄弟落水，必伸手”。靠的不是客套而是刀尖舔血的信任。
1973年那封“我负责”的担保信，如今躺在档案馆淡黄文件夹里，纸张已经脆薄。翻到信尾，青墨写着大字：“速办。”没人再去质疑那份底气来自哪里。或许正如军中口口相传的评价：许世友能为弟兄拍胸脯，聂凤智敢把身家押给老许。历史长卷摊开，他们留下的，并非一句口号，而是战争年代锤炼出的担当与情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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